精选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53句)
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
1、首先，主人意识前此预设的“欲望满足”，是导致其从“灵魂”过渡到“肉身”的根本原因。黑格尔在“自我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一节，就已异常晦涩地暗示：自我意识试图通过一个另外的自我意识的中介(将此自我意识置于其欲望和具有独立性的欲望对象之间)来扬弃对象的独立性，而达到其真正的满足：“自我意识只在一个另外的自我意识中达到其满足”。(ＴＷＡ３，Ｓ.144)自我意识的这一“满足”，往往只被阐释为自我意识从“欲望”转入“承认”、并在“承认”中获得一种“精神性满足”的动机。(参见邓晓芒，第94页；cf.Siep，19Ｓ.194)但根据黑格尔此前在文本中指向性的思想铺垫：其欲望对象的独立性(Selbständigkeit)，无法被一个自我意识的欲望自身彻底扬弃(cf.ＴＷＡ３，Ｓ.143)；其自我意识因而试图将此独立性交付给一个另外自身否定着的、无自我却保有类规定的“意识”(ibid.，Ｓ.144)，并计划经此中介而能够只享受对象的“非独立性”。所以，“满足”在此的真实所指依然是“生理性”的欲望满足。欲望本身，或者说对欲望之纯粹满足的追求，也是推动自我意识进入承认运动的深层动机之一。恰因此，黑格尔才于此后的“主宰与奴役”一节——在奴隶凭借其劳动将欲望对象的独立性扬弃并将它交付主人，而主人继而对对象的“非独立性”进行纯粹享受之后——前后呼应地写道：“主人成就了欲望所不曾成就的东西，藉此［……］在享受中满足。欲望不能成就这一点，是因为物的独立性；但是主人已将奴隶置于它［物］及其自身之间，藉此他只将自身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并纯粹地享受着物；独立性的方面，他却托付给加工着它［物］的奴隶”(ＴＷＡ３，Ｓ.151)。(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
2、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虽指出了主奴关系里看似可以用“主奴辩证法”加以概括的悖反机制：“［……］像主宰曾展示(zeigte)其本质是其想要成就的东西的颠倒一样，奴役也确然将(wird)相对地在其实现(Vollbringung)中成为其直接所是的东西的对立面”。(ＴＷＡ３，Ｓ.152)但严格来讲，黑格尔在此并未明确地、直接地将上述辩证机制定位于主奴之间，而是定位于双方各自的原初“目的诉求”“原初状态”(“想要成就的东西”“直接所是的东西”)和最终的“结果实现”(“在其实现中”)之间。此外需注意，黑格尔在此用“zeigen”的过去时态，以及“werden”的将来时态分别表述主奴双方各自的悖反机制。这一“时态”差异，一方面凸显出黑格尔对主奴各自的辩证运动加以分别陈述的思路(“主奴辩证法”概念规范下的“反转易位”则要求一种“共时性”)；另一方面将主宰一方的辩证运动，置于行文思路的“过去”而非“当下”。黑格尔在已然揭示出主人的悖反机制之后(cf.ＴＷＡ３，Ｓ.150ｆ)，试图在接下来的两个段落，完成从对主宰一方的陈述到对被奴役一方的陈述的过渡。基于此动机，黑格尔指出主奴关系的“非对称性承认”实质，并在此“片面和不对等的承认”(ＴＷＡ３，Ｓ.152)中紧接着指出：“［……］他［主人］的真理毋宁是非本质的意识及其自身的非本质的行为”。(ibid.)由此，黑格尔最终转入对奴隶意识这一“非本质的意识”的分析陈述。
3、 恩格斯接着研究了黑格尔哲学固有的缺陷以及超越它的可能性：
4、正是在欲望的纯粹生理性满足中，主人的“自由”才最终反转成“生命”这一对立面。这一“反转”具有如下环节：首先，“主人通过独立的存在［具有独立性的自然物］间接地关联于奴隶”(ibid.)；因为主人通过生死斗争已证明它是“自由”的自为存在、并是“超越于这一［物性］存在的权能”(ibid.)，奴隶却相反不能超越其肉身“生命”而仅“在物性中有其独立性”(ibid.)，所以主人能最终以“物性”(生命)为中介或筹码、为维系奴役的“锁链”(ibid)而控制奴隶。其次，基于对奴隶的控制，“主人也同样通过奴隶间接地关联于物”(ibid.)。他让奴隶去加工物，去扬弃欲望对象的独立性。最后，因为经过奴隶的加工，呈现于他的欲望面前的只是被扬弃了独立性的、可直接享用的欲望对象，所以他最终能够在对物的纯粹享受中“达成［对物的消耗的］完结并［……］［得到］满足”。(ibid.)至此可见，那原先使得主人超越于“生命”“物性”而得以奴役奴隶的“初始自由”，在其实现中却最终降格为纯粹生理性的欲望满足。黑格尔将这种“满足”称为“纯粹的自身感觉”(unvermischte［ｓ］Selbstgefühl)(ibid.，Ｓ.153)，而“自身感觉”则恰好表达了“灵魂”的“肉身化”(Verleiblichung)这一辩证反转的发生。因为，“肉身性的要素”是自身感觉之不可或缺的生发基础。(cf.ＧＷＳ.412)
5、第以上两条的关系也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而是相互蕴含的关系。我为什么会把自己分裂成为认识者的我与认识对象的我呢？就是因为有异于我的外物存在(包括异于我的你和他存在着)；但是，我之所以能知道有异于我的物和人存在，又在于我把自己设置成了对象。这两个方面，既无法分出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甚至也无法分出逻辑上的先后，它们是相反相成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所以，黑格尔说，这种思维方式是没有现成起点与最后终点的无限的思维方式。
6、萨德-费洛从必然性、自足性、结构和环境、唯心主义等方面指出“新辩证法”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具体的概念范畴不仅来自逻辑结构自身，而且来自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决定因素；它既取决于结构和趋势，也取决于主体、相反趋势、背景环境和偶然性。即使“新辩证法”能够抓住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决定因素，但如果忽略具体的历史性条件和环境，仍然无法解释其相反趋势及趋势和相反趋势的相互作用。“新辩证法”具有潜在的误导性，因为它主要关注具体决定因素中的逻辑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这样会导致“逻辑具体化或者经验逻辑化”。就《资本论》而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并非先验地服从某一“逻辑”，并由此“逻辑”要求决定概念序列，进而由概念序列的需要决定现实材料。马克思从来不反对吸收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或“逻辑”，因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黑格尔哲学。
7、一是“自在的”状态，此阶段以逻辑学的原则来观察；
8、李逸超，1987年2月生，德国耶拿大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黑格尔承认理论、法哲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等。
9、唯物辩证法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统一整体；辩证规律是物质世界自己运动的规律；主观辩证法或辩证的思维是客观辩证法在人类思维中的反映。
10、对此，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写道：“因为主宰的媒介、奴隶，在其生命中同样必须被给养，［所以］这一关系［主奴关系］一方面是［……］需求的共同体以及对需求之满足的照料。［……］，在其中独立性［主宰］和非独立性［奴役］这两个极端自身结合起来；——普遍性的形式在需求的满足中［主奴关系］是一种持存的媒介和一种照顾着且保有着未来的预先考虑(Vorsorge)”。(ＧＷ２０，Ｓ.431ｆ)可见，黑格尔对主奴关系或者奴隶制之“合目的性”的规定，主要体现为人类生理需求的共同满足以及生命的普遍维持。(cf.ＴＷＡ１０，Ｓ.225)主奴双方在生理“生命”层面上的这种“共生”，正是“国家”这一“自由”实体的开端：“承认的斗争以及对主人的服从是一种现象，人的共生(Zusammenleben)作为国家的开端从这一现象中发展出来。”(ＴＷＡ１０，Ｓ.223)在《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进入承认运动的直接契机就是从“生命进程”中超越生成的“类”规定。(cf.ＴＷＡ３，Ｓ.140ff)
11、在黑格尔看来，认识者以自身为对象是能成立的，而且只能以自身为对象。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思想，而不是感觉经验。感觉的对象是外在于感觉者的，与感觉者并列的。所以，感觉者与感觉对象都是有限的实体。反之，思想的对象是内在于思想者的，是思想者自身。所以，思想者之为思想者是个无限的实体。黑格尔曾经说过，思想的简称叫“我”。这是个十分通俗而又十分深刻的概括。在我们说“我”的时候，思想者和思想的对象不就是同一个自己吗？一个刚刚学语，还说不出“我”的孩子，即还没有健全的逻辑思维；一个不能正确使用“我”的成年人，一定是个白痴。
12、所以不管干什么总希望有个真命天子、开明君主来作主，干什么总要查到了红头文件上的根据才放心，十多年前我曾提出，要彻底批判教条主义，便得批判仕而优则学；似乎一个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是取决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刻苦学习与研究，而是取决于他官位的大小。这种愚昧的官本位思想，是理论研究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13、黑格尔辩证法的两个缺陷是：第它的出发点是唯心主义的；第它的体系中，有很多内容由于涉及科学发展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不得不是编造的。去掉这两个方面，代之以自然科学中已经出现的唯物主义出发点和真正的或现实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就会形成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个运用了这一方法。
14、它不断总结社会实践新的经验验证、完善与丰富自己，同时指导社会实践快速向前发展以至无穷。它是全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最有效的科学武器之一。因此它是世界全人类的思想财富。
15、与柯耶夫不同，让·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则遵循黑格尔“辩证法”概念的规范性，对主奴间的辩证反转加以明确指认：“主宰和奴役的辩证法已经频繁地被阐释。［……］主人的真理显示出他是奴隶的奴隶，并且奴隶被揭示为主人的主人”。(Hyppolite，ｐ.172)这种反转同样存在于伽达默尔对“主奴辩证法”的理解中：“［……］存在一种主人对奴隶的依赖性。它证明主人的自我意识的虚假，也即它事实上的奴役”。(Gadamer，Ｓ.232f)与伽达默尔一致，路德维希·希普(LudwigSiep)也认为主奴关系中存在“主奴辩证法”的反转易位的规定：“主宰在真理中是奴役”。(Siep，2000，Ｓ.104)邓晓芒虽然未明确用“主奴辩证法”这一概念来规定黑格尔的主奴关系，但因为其他认为：“［……］主奴关系［……］里面已经显示出了它的这种辩证关系，即双方的辩证转化［……］的关系”(邓晓芒，第144页)；其他又将这种辩证转化关系明确理解为主奴意识的反转易位：“［……］奴隶翻身做了主人，而主人成了奴隶，他们双方都发生了颠倒”(同上，第207页)。所以，邓晓芒也是以“主奴辩证法”的理路来把握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
16、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一方面在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自然性，另一方面却不敢发动革命。这是因为它有两个缺陷把哲学完全看作是精神上的批判忽视群众作用，认为群众只是群氓(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
17、(5)仰海峰，２００７年：《〈精神现象学〉中的主人—奴隶的辩证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的核心理念》，载《现代哲学》第３期。
18、“存在”是“道理”(思维)的外在形式，“道理”(思维)是“存在”的内在形式。这里的“道理”与“思维”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无论广义还是狭义，都是存在的内在运动形式。“存在道理”这种重言，表达了对真理的强调与肯定，也表达了所谓的“辩证法”，即是一内、外一妙、徼一正、反的同一。或者可以讲，“辩证法”是“存在道理”的内在，“存在道理”是“辩证法”的外在。再或者，“辩证法”与“存在道理”也是同一。
19、关于理念的内涵逻辑，柏林在《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中对黑格尔有这样的论述：“他把普遍的说成是‘具体的’，他摒弃了实际的科学，因为它处理的是抽象概念，转而宣扬另一种潜在的、完全是更高级的科学，它仍然是普遍性的同时，将使得科学家们(即形而上学家们)能够循着万无一失的步骤推理，一直到达具体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实际情况的核心，完全掌握具体现实的复杂性、完整性和丰富性……黑格尔更进一步地暴露了他那个时代实证主义的夸大其辞的主张，他们将所有的知识都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其最高点是由涵盖全宇宙、能够解释其中一切的概括性命题组成的体系。”一般看来，概念是最抽象的；但黑格尔认识到，概念是最具体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达成普遍性。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本质，而是“具体事物的本质”，表现为“现实的复杂性、完整性和丰富性”。黑格尔认识到普遍性的现实感和真实性，然而他试图通过“概念性命题组成的体系”(理念的外在形式)把这些现实感和真实性科学化，在思维中把现实纯概念化，一切现实都是自我意识、思维的运动表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在于实现这种颠倒，即“历史的内涵逻辑”对“理念的内涵逻辑”的超越。
20、因此，从这点上看，康德们将“量”置于“质”之先的观念，虽然不是彻底理性的观念，但也是自然的符合理性逻辑的一种观念。最彻底的理性，即是对“无”的认知——也即，对“无知”的认知。而黑格尔在这里却发生了过度形而上的逻辑错误。这种错误，应该就是在其形成这种“斗争的现实的辩证法”的不自然的观念过程中形成的。黑格尔的这种错误也是比较严重的逻辑错误，它严重地误导了人们的时空观念。以至于给人们形成“唯物主义”观念留下了理论空间。
21、不过，从斯宾诺莎与黑格尔的对比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要想理解辩证法是实践的能动的方法，关键在于要解决认识论和存在论的一致性问题。如果以为认识者是站在存在的对面来把握存在的，那就不可能有辩证思维方式。只有当认识的展开，同时也就是存在自身潜在内容的展开过程时，才会发现一切外在于它的现成的认识方法，都不足以把握到存在自身的实质内容。只有在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矛盾统一中才能达到真理。这就是辩证思维的道路。大家只要想一想前面提到的休谟的名言就会明白这一道理。如果我们认为认识对象是先于认识而存在的，这就等于承认了有先于认识的认识，这当然是不对的。反之，如果我们认为认识对象的存在是经认识而得知的，那就等于说，它的存在是认识的结果，这与贝克莱所谓存在就是被感知差不多了，更是错了。只有在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矛盾统一中，我们才能发现，作为认识结果的存在，恰恰是先于认识的存在，或者说，先于认识的存在，只有经由作为后于认识的结果才能得到证明。
22、(8)Bodei,R.,2008,„Anden WurzelndesVerhältnissesvonHerrschaftundKnechtschaft“,inK.Viewegund W.Welsch(Hg.),HegelsPhänomenologiedesGeistes.EinkooperativerKommentarzueinemSchlüsselwerkderModerne,FrankfurtamMain:SuhrkampVerlag.
23、中国人的“道”，是有无混一的，“有”亦是道，“无”亦是道，有无不分且同一的“玄”还是“道”。有道理还是无道理，本身就是个破费思量需要“辩证”的事情。也只有通过所谓的“辩证法”才能得以洞悉的。这也正是《道德经》中，有与无之辨，同出于“道”而异“名”的“玄之又玄”所表达出来的观点——“观其妙与观其徼”。观其一妙一徼，就是中国人所认知的《道德经》中“辩证法”的全部。“妙”在于其内有“道理”，“徼”在于其外有“行迹”(现象)。辩证，既要观察它外在的行迹现象，又要思考它的内在道理规律，道理与现象是相配的同一的。这，就是最朴素直接的“辩证法”。
24、德国人民反对德国制度就需要对德国制度进行批判。批判这种落后的制度，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
25、大家可能会想到17世纪伟大的思想家斯宾诺莎的名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话似乎是很辩证的，但是他的哲学却没能走上唯物辩证的道路，为什么？抛开了历史的原因，就纯逻辑的原因说，就是因为没有能解决实体的能动性的问题。斯宾诺莎是谈到过能动性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实体是自因的。因此他说，作为整体的实体(即作为整体的自然，在斯宾诺莎这里，神、自然与实体是可以互换的概念)是能生的自然，即能动的自然。但这里的能动性与人没有关系。因为，人不是实体，只是实体的部分罢了。而作为部分总和的实体则是被生的自然，即被动的自然，人即属于这被动的部分。
26、摘要：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来自苏格拉底的logos精神；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则继承自中国传统“道”的思想。通过仔细分析这两种“辩证法”的前提与边界以及形式与内容，试图更深刻地阐释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分析“辩证法”的同时，我也发现了黑格尔在阐释自己辩证法思想的时候，通过一个形而上的假设，结果引入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以至于黑格尔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前人的观念产生了一点“歧异”。而，这个被引入的逻辑性问题，对后人的观念乃至此后西方“唯物主义”哲学的走向都有重要的影响。
27、但，黑格尔在自己的“辩证法”的论述中，添加的这个假定——“分类的这种暂时的先行性质”也时常把黑格尔自己“搞晕”——时空颠倒了。由是，黑格尔即产生了一个逻辑错误。
28、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唯物的形态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黑格尔提出的自由国家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辩证法发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扩展资料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正“合理内核”正是他吸收了培根、洛克等归纳派的思想，而用于修正笛卡尔等人的唯理派的思想。
2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如何使用辩证法的？列宁认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并且“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哲学以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概念需要获得实体性内容。邹化政认为，黑格尔哲学不是描述一种在时间上的实在发展过程，而是表征实在发展过程的内在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坦诚地说，当黑格尔被当做一条“死狗”时，我却公开承认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不过当我们全面探讨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时，有些看似不证自明的思想前提就不得不引起注意了。譬如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所谓“截然相反”和“根本”差异就在于，黑格尔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属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第一属性和根本特征。
30、因为“自我意识”本身即是一个映射着“概念逻辑”的概念，而(自我)意识与其对象(自身、自然物和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纠缠现象，从根本而言也不再建基于外在性的对立，而是源于概念自身的分化。(cf.ＴＷＡ３，Ｓ.139；ＧＷ１１，Ｓ.21)在自我意识开始进入“承认运动”的“主宰与奴役”一节，黑格尔开篇就提及“概念”在自我意识的双重化(承认)中的“多方面的、多指涉的纠缠”(ＴＷＡ３，Ｓ.145)，并继而指出：“这一在其双重化中的精神同一性［承认了的存在］的概念之离析化(Auseinandersetzung)，向我们展示着承认的运动”。(ibid.，Ｓ.145ｆ)并且，在理性一章的“Ｂ理性自我意识之通过自身的实现”一节，在符合“承认的纯粹概念”(ibid.，Ｓ.147)的“对称性承认”最终实现出来之后，黑格尔也最终将“概念”明确地称为一种最终实现了的“目的”。(cf.ibid.，Ｓ.264)那么，在“概念”之合目的生成的承认进程序列中，“主奴关系”作为一种“非对称性承认”形式，究竟具有何种合目的性呢？
31、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是逻辑性质(概念性质、命题性质)的，黑格尔把辩证法当作逻辑(即思辨逻辑、辩证逻辑)。黑格尔的“主题”是指演绎学派和归纳学派所说的“普遍概念”和“普遍命题”。
32、斯宾诺莎认为，自然界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一切都是由必然性决定的。人类社会和个人的一切也是严格地被决定的。那又何来自由可言呢？所谓自由，即“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这种定义，我看只能适用于他所谓的“实体”。在实践上离真正的自由还很远。因为真正的自由，不仅是对必然性的服从，同时也是对必然性的超越；而且仅仅由它自身决定其行为一说，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对绝对孤立存在的东西(根本没有)才可以如此说，现实存在着的一切都处在普遍联系中、相互作用中。也就是说，斯宾诺莎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所以，他没能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走上辩证思维方式的道路。
33、与上述“主奴辩证法”的阐释路径针锋相对，赫莱莫·布戴(RemoBodei)则断言：“不存在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人－奴隶(Sklave)－辩证法”，尽管“人们总是一再将黑格尔视为‘主奴辩证法’的发现者”。(Bodei，Ｓ.243)虽然“主奴辩证法”的质疑者或反对者相对势单力薄，但因为黑格尔在其文本中的确从未明确使用“主奴辩证法”这一概念来规定“主奴关系”；其次，《精神现象学》又确属“创造性误读”的汇集地。所以，如下问题就是一系列虽罕有探问、却有理由去探问的重要问题：第蕴涵主奴易位这一规范性的“主奴辩证法”概念，是否可以切实述谓“非对称性承认”中的“悖反机制”？第如果说它不能对其进行精确述谓，那么究竟应该使用哪一概念来把握并呈现其确切内涵？第这一不能为“主奴辩证法”所述谓的辩证机制，在“真理是整体”的意义上作为黑格尔宏观体系整体的一个必要微观环节，到底承担何种具体功能以成其“真理性”？
34、历史性是现实的内在原则。柏林认为，历史构成的现实，并不是刻板的、一成不变的“概念性符号的X光照片”，而是活生生的、充满运动变化的“独特经验的肖像”。之所以是“肖像”而不是“X光照片”，其原因就在于历史性构成独特的现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现实都具有唯一性，是独一无二的“肖像”。因此，所谓深入到现实的本质一度当中去，就必然不能停留在“抽象”，而应该继续走向“具体”。“只有把它们置于具体的、有时模糊的，但一直不断的、丰富的、丰满的‘实际生活’——主体间的、可直接认知的经验连续体——的基本结构中才行。”实际生活是主体间的共同创造，是主体性与对象性的统一。历史和现实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融合的。“现实”的人都由“历史”的人规定而来，同时又变成“新的历史”的人；“现实”的社会都由“历史”的社会规定而来，同时又变成“新的历史”的社会。现实极其复杂，呈现出来的现状往往是混沌的、杂乱无章的。所谓对现实的理性直观和本质还原，都只具有理论的应然性，而不具有现实的实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为不自觉和无条件的前提，同时自觉到历史和现实的内在一致性，因而认识到，以历史性切入现实，以现实性切入历史，并且强调，“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历史绝不是观念的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性和现实性都以物质性的方式呈现，社会现实首先具体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这是唯物史观区别于一切唯心史观的根本点，也是马克思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而开启《资本论》写作的根本点。历史的内涵逻辑要求深入到事物、历史事实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维度中去，“现实的”与“合理的”辩证统可能性与必然性辩证统一。
35、但是，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是按实证科学的观点来了解辩证法的，即辩证法是与人的能动性没有任何关系的纯客观规律。例如，我们常说，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正因为客观上是如此，所以主观上亦如此。在这里，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是直接性的关系。事实上是如此吗？并不是如此，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不是直接性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现实中，任何事物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着的，不过，这些个体并不是绝对孤立的，在个别中蕴含着类。在思想中，一切都是以类的形式存在的，不过，人们在运用这些类概念时，所指向的恰恰又是个别。这就是说，客观存在是以个别蕴含一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思想中便恰恰相反，是以一般蕴含个别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在特定的给定状态中，两者的表现形态是相反的，但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正是在这种相反的表现形式中达到了内容上的一致。这种一致性，特别表现在实践中的相互转化中。
36、到此为止，读者们可能发现我们的解释与黑格尔上述命题的要求不尽一致。黑格尔明确说了，哲学没有现成的(即给定的)开端，而我们却由“客观上是存在着物理现象吗”说起了，这不是有了现成的开端吗？是的。不管是有限对象还是无限对象，要讨论、要研究，必须要有一个由此说起的开端。问题在于：在科学中这个开端，是个不容置疑的公理，往后的研究所要揭示的内容，都得以此为根据。在哲学中则相反，开端以后展开的都是对这个开端的证明。就如上面所说，开端是客观上存在着物理现象吗？全部研究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黑格尔曾形象化地说，哲学的方法是个圆圈的方法，由起点进展到终点，实际上是回到了起点。当然不是平面上的回归，而是上升中的回归：在起点上，内容还是潜在的；在终点上，内容已经展开了。
37、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地位是很高的，虽然人们时时刻刻在批评他的唯心主义，但是，这个唯心主义体系所蕴含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所以，不要说在思想理论界，即便在思想理论界以外，黑格尔也是很受人重视的。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便大变了。谈论与研究黑格尔的人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原因在黑格尔哲学以外。即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宠了。结果便殃及池鱼，黑格尔哲学也失宠了。
38、“精神的本质在于扬弃这种自然素朴的状态，因为精神生活之所以异于自然生活，特别是异于禽兽的生活，即在其不停留在它的自在存在的阶段，而力求达到自为存在。但这种分裂境地，同样也须加以扬弃，而精神总是要通过自力以返回它原来的统一。这样赢得的统一乃是精神的统一。”(注：同上书，第89页。)
39、反对德国现存制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专制制度使人非人化，而资本主义革命虽然在上层进行了革命，却没有改变尘世间，市民社会依然用私有财产使人与人想对抗，使人非人化，因此对德国制度的反抗，也预示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40、黑格尔认为“量”是否定地变了的“质”。然而，黑格尔在这里犯了个小小的逻辑错误。因为，质变后，还是质，仅仅是“变质”，而不是“量”。就如：1变成3的差量是1与3是两个变动前后的质，但2是那个量而不是一个新的质。另外，从黑格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黑格尔的“质”的概念，主要是由空间变动的概念引起的，而不是时间变动概念引起的。“变动”本身是一个既需要空间又需要时间的概念。因为黑格尔假定了“客观”与“主观”的两个不同的空间视角形成“有”的“质”概念。而，黑格尔认为不假定这样的空间立场的不同，难以开始或无从开始形成对“有”的观念的讨论。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立场(二分)的不同，不会产生区别于“此”(“Das”)的“除此之外”(“Anderes”)。因此，“质”本质是个“变动”在空间维度上的概念(“徼”)。“质”，是“有”在“变动”概念的“空间”维度上的“名”；相同的“客观”与“主观”，或“客”与“主”也是“有”在“变动”概念的“空间”维度上的“名”。而“有”的“量”，或“有”的“大小”“多少”，最初是通过“变动”在时间维度上产生的概念，也即通过时间维度上对“空间”质的比较产生的概念。
41、 恩格斯指出，唯物辩证法不仅可以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且可以应用于自然科学研究：
42、黑格尔在讨论“有”的时候进行的逻辑(logos)“假设”给黑格尔本人不仅带来了时空观念的错误，也带来了逻辑的混乱。比如黑格尔在讲“有论”的逻辑时的顺序是：客观的有在先为正，主观的有在后为反；而在讲精神哲学的时候，又常是这样的顺序：主观精神在先为正，客观精神在后为反。甚至黑格尔的这种逻辑混乱，也给人们带来了关于“主观”与“客观”的庸俗与混乱：一些人认为“质”是“客观”的，“量”是相对“主观”的；或者，“客观”的角度是正确的，“主观”的角度是不正确的。然而，事实上我们大家讲的“客观”的科学，就是要将人们“主观”上的“质”的概念转化为“客观”上的“量”的概念的一门学问。而能将“质”进行“量”化，才是真正的科学地讲“道理”。而，空间上的“客观”与“主观”的概念，并没有时间上的讲“道理”的含义。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中对时空的观念是认同了康德的时空观念的。即，空间时间都是感性的直观形式。然而，这是错误的时空观。因为，空间是感性的直观形式；时间是理性的最简单形式。人，之所以有理性，即是因为能认知时间，对时间的认知深沉复杂。认知时间，即认知变动。人，强于其它生物之处，也就是因为对时间的理解比较深：知道历史，明白现在，懂得未来。
43、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傅立叶和萨迪·卡诺为一些正确的见解开辟了道路”指让·傅立叶《热的解析理论》1822年巴黎版和萨·卡诺《谈谈火的动力和能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1824年巴黎版。恩格斯在页边上提到的函数C，见卡诺的著作第73—79页的注释。
44、德国人民要求解放，不仅要批判德国的先存制度，而且还要批判作为这种制度抽象继续的黑哥儿法哲学
45、综上可知，主宰者原初“想要成就的东西”(ＴＷＡ３，Ｓ.152)在最直接、最严格的意义上是“自由”或者“灵魂”，而被奴役者“直接所是的东西”(ibid.)则相应地是“生命”或者“肉身”。在结束生死斗争的前提条件中，双方最直接的选项，仅仅是作为先决因素的“自由”(灵魂)或者“生命”(肉身)。主宰或奴役，相反则只是被这一或为自由或为生命的先决选项注定的结局。至此可知，主奴双方各自在其“主体内”的上述辩证机制：在主宰一侧，是其初始的“自由”反转为最终的“生命”；在奴役一侧，是其初始的“生命”反转为最终的“自由”。这种自由与生命、灵魂与肉身之间的辩证机制，事实上正是为承认运动所决定并策发：“对［……］自然灵魂［……］的承认，对于［……］黑格尔意义上灵魂和肉身的辩证法［……］而言，诚然也是决定性的”。(Meulen，Ｓ.272)那么，这一“灵肉辩证法”究竟如何发生？这一或为“自由”(灵魂)或为“生命”(肉身)的初始诉求、初始状态，究竟怎样反转成其对立面？
46、(1)陈伟，２００８年：《片面承认的全面化——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辩证法》，载《理论界》第１期。
47、但是，人们可能会以为，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矛盾统在黑格尔那里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在他看来，世界的本质便是精神，所以认识的展开过程和存在的展开过程当然是一致的，但在我们这里，在唯物主义者这里，两者便难于这样顺利地统一了。其实，这种困难是我们自己设置起来的，事实上没有这种困难。大家只要想一想，所谓物质和精神的对立是永恒的吗？谁都知道不是永恒的，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脑的属性。说得更明确些，思维是人这种动物在改造外部自然界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能力。所以，认识能力的提高，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能力提高的基础上获得的。所谓实践能力的提高，即人们在广度和深度上越来越多地揭示着客观物质的内容。这种客观上的进步，表现在主观上，就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至此，人们不难发现，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的展开和存在的展开是一致的。
48、黑格尔辩证法其基本思想是概念的辩证发展。它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并企图揭示其内在联系，从而猜测到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
49、我以为，哲学要提供的不是一个没有人的世界图景，而必须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图景；而且不是人在其中的生存越来越恶化的世界图景，而是越来越人性化的、即越来越适宜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世界图景。所以，我们不是要追求没有人的世界是怎样的，而是要追求适宜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世界应该是怎样。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应该，当然不可能到纯粹独立的思维的王国中去寻找。这样的王国是不存在的，更不可能从中找到什么“应该”。只有在人们的实践中去寻找。只有在这里找到的“应该”，它才能既超越于现实，而又能转化为现实。
50、正如苏联哲学家伊利延科夫指出的，哲学是关于普遍的科学，然而在黑格尔看来，普遍的是思想，而且只能是思想；具体的普遍仅仅作为一个概念而存在，仅仅存在于思想中，绝不存在于“外部现实”中，因此对哲学而言，唯物主义是不可能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哲学相反，概念的起源就在于确定现实存在着的本质，以便在思想中重构那些物质现实中的结构。理论抽象必须从历史性现实出发，用思维自身的力量去确证那些历史性现实。关于《资本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原理进行逻辑演绎的基点，马克思自己明确说，是“商品”而不是“价值”或者其他抽象概念。商品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存在的独特形式，恰恰具有真实(具体)的普遍性。萨德-费洛有效地抓住了这一点，指出“新辩证法”最大的缺点在于未能认识：“要求复杂概念从简单概念的矛盾中而来，这并非马克思方法论的唯一特征，亦非最重要的特征。相反，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新概念和新材料为何、如何以及何时被吸收到分析中，以便它变得更丰富、更稳定、更能够重构具体。”
51、萨德-费洛认为，“新辩证法”对马克思辩证法做黑格尔式解读，这种立场大概受列宁的影响，“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新辩证法”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这句话，以至于认为，因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决裂不彻底，导致《资本论》与其思想体系存在不兼容，导致我们无法对《资本论》进行系统的辩证式阅读，所以应当沿着黑格尔的路径重构马克思的《资本论》。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想要理解《资本论》是不可能的；想要完全理解《资本论》，仅仅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不够的。就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身而言，我们也需要“全部”理解，即理解“全部”逻辑学。可以说，“新辩证法”注意到这一重大的理论困境，也试图进行彻底解决，然而从实际效果看，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恰恰背离列宁着重强调的理解“全部”逻辑学的嘱托，并且走向他曾告诫的唯心主义危险。“新辩证法”认为，逻辑学只有是一套范畴体系才可靠，《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学，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批判只能算作说明性材料，在《资本论》中不起实质作用。这种观点恰好把逻辑“形式化”了，变成“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而事实上，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商品—货币—资本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学。
52、《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罗伯特•斯特恩著，丁三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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